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关键词都到嘴边了，却还是想不起某个作家学者的名字、某本书的名字，或者某组概念；再或者我们曾经接受并掌握的知识（比如关于童谣的唱法、童年游戏的玩法）在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消失不见。
这就是“忘记了知识”的时刻。
当然作为个体，甲忘记了知识，或许乙丙丁还记得，甚至被印刷成书，得以长久地传播下去。人类的知识何尝不是因为这一传播特征而延绵不息。
“祖传秘方”因为高度的隐秘性（遵从“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规则）而无人接替，探险家在实地调查中有了新发现却遭遇意外失去生命，新的科学知识以证伪的方法淘汰了旧的知识体系，时髦的社科研究“范式”否定了从前的命题——在近现代社会，人们习惯于认为新的知识必然更进步——凡此种种，都是知识无法避免的命运。即便是图书馆、百科全书这样的知识收藏者也会因为空间版面有限而选择或不选择什么知识。
一部知识的历史，既有传承，也有丢失。
那么，知识是如何丢失的？
英国历史学者彼得·伯克是坚定从事知识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上世纪末讲述的知识史一度影响了人们对知识的传统看法。在《知识社会史》这本书的下卷，他专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向读者介绍知识的命运。
原文作者｜[英]彼得·伯克
《知识社会史》（下卷），[英]彼得·伯克著，汪一帆、赵博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4年10月。
破坏知识：
有意与无意
知识的毁灭包括了知识持有人的死亡，比如探险家没能从远征地返回。沉默的知识尤其容易丢失，因为它们只存在于个人的脑海中。
《禁忌》（Tabu: A Story of the South Seas，1931）剧照。
公司对于所谓“公司记忆”的丢失愈发敏感，这通常发生在员工没有传递他们所知的信息就离职的时候。另外一些有价值的知识可以说是“消失在了传递过程中”，因为在有等级的组织里，职位低等的人往往不愿意传递那些他们认为上级（统治者、将领、CEO等）不想知道的东西。
另一种疏忽使得许多当地的知识在帝国时代瓦解。非常偶然地，它们中有一些会留存下来。1911年人们发现了伊支（Ishi），加州北部亚希（Yahi）部落的最后幸存者。他和两位人类学家有过交谈，并展示了他打石取火、狩猎等能力。不过更多这样的部落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就像很多语言逐渐灭绝一样，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21世纪初的一个调查估计，世界上96%的语言只存在于4%的人口中，“将近500种语言只剩下不到100个使用者”，2100年前至少有3000种语言要灭绝。类似地，现代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对生物学知识的威胁，也是对行将绝迹的物种的威胁。
知识的毁灭有时是无意的，有时则是故意的，有时则夹在两者之间。图书馆的意外大火是一个重复发生的历史现象，从亚历山大图书馆（烧毁于公元前48年前后）到国会图书馆（在1851年损失了35000卷藏品），以及都灵图书馆（在1904年起火，起因是线路故障），都是这种情况。挖掘建筑地基常常能发现考古学遗址，却也时常会摧毁它们。
《淘金记》（The Gold Rush，1925）剧照。
业余的寻宝者带着金属探测器搜寻其他的遗迹，但也同时破坏了这些遗迹，减少了获得知识的可能性。考古学家虽没那么可怕，但也会破坏部分知识。19世纪的大型考古发现使得那些文物几千年来第一次重见天日，但也导致不少文物遭到破坏和分解。在发掘亚述人宫殿时，“发掘者眼睁睁地看着浮雕分崩离析和瓦解”。装甲和头盔“在接触到空气的刹那间就粉碎了”，赛纳克里布（Sennacherib）宫殿里的王座“在轻微的触碰下变成了粉末”。因在技术发展到能够使损害最小化前就发掘了遗址，不少考古学家对此深感后悔，不过他们承认“所有的发掘都是某种摧毁”。
对图书馆和档案馆储藏的知识的故意摧毁也远非稀有。法国大革命之后，国民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下令销毁所谓的“封建”文件。1890年，巴西总理兼律师罗伊·巴博萨（Ruy Barbosa）下令销毁奴隶制的文件，让它们随着制度一同灭亡。有关在刚果的比利时政权的资料，在1908年被蓄意烧毁。197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销毁了大概30万页标注“性反常”的个人文档。最近还发现一家瑞士银行在销毁之前犹太客户的账户信息。
人们还使用新的技术协助毁灭知识。位于诺丁汉的罗宾汉软件公司发明了一款名叫证据清理器的软件，用于微软的系统，宣称可以删除硬盘里的机密信息，或者至少使这些信息难以恢复。谁会购买这个软件还挺让人深思。
某些毁灭是更大规模的。1871年，巴黎公社的支持者放火烧了警察局，毁掉了6000份注册信息和警务记录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支德国军队纵火烧毁了鲁汶大学图书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另一支德国军队摧毁了华沙大部分国家档案。另外，1939年至1945年间，主要是因为轰炸，柏林失去了大约65万卷人口普查信息，其中35万卷毁于一旦，另外30万卷则根本不知所踪。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读室还需要填写借书表格的时期，印在表格后面的常见的图书未能送达的原因之一，就是“毁于战争的轰炸”。知识的摧毁当然不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举两个例子，1992年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国家图书馆在炮击中被毁；较近的记忆，则有2003年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被洗劫一空。
《图书馆员》（The Librarians，2014）剧照。
另一种更为精微的信息丢失与语境相关，或者说是艺术史学家所谓的“来源”。1796年和1815年，法国人德·昆西（Quatremèrede Quincy）谴责拿破仑、额尔金勋爵和其他人掠夺意大利艺术品的行为。
这种掠夺或者说“移位”，在德·昆西看来，剥夺了它们的文化价值。德·昆西关心的是物体间的关联，即其意义与力量依赖于自身的功能和所处的地点。移走等同于毁灭。带有意大利特色的艺术品，其唯一合适放置的地方只能是意大利，他把这称作“整体博物馆”，换言之，没有墙的博物馆。
人类学和考古学里也不乏语境丢失的例子。考古学家弗朗茨·博厄斯批评收藏家没能记录下他们的藏品足够丰富的信息—来源、原名等。
植物学和动物学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缺乏标注（包括标本来源标注）的损毁都代表了知识的丢失。缺乏地点、日期、摄影师等细节的旧照片也是如此，它们因此无法成为可靠的证据。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大英博物馆于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藏品来源信息恢复的工程。
淘汰知识
另一种知识丢失的形式是淘汰，或者说是某些人或者团体认为这些知识需要被淘汰了。知识的增长与所谓的选择性“遗忘”有关，换言之，“去除错误过时的信念”。遗忘的过程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得以加速。
《快乐的知识》（Le gai savoir，1969）剧照。
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对书籍“洪流”的指责至少可以追溯到6世纪。然而信息过载的问题愈发尖锐。知识更新的加速——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过时。因此旧有知识的丢弃或许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目的是给新的知识腾出空间：字面意义上的空间—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隐喻意义上的空间—百科全书，或是中学和大学的必修课程。
在这种含义上，知识的弃置或许是合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需的。但是有得就有失，我们不该忽略后者，因此需要文化史学家研究近几个世纪我们所丢弃的“思想垃圾”，包括信息、理念，甚至人物。历史学家通常带有偏见，倾向于胜者，但我们需要重构一个“被征服者”的视角来理解过去。托洛茨基（Trotsky）曾说失败者注定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许多领域都有被驱逐的前辈，那些人成了思想史柜子里的骷髅，有时是因为某些政治因素，他们因此消失在了学术谱系里。例如犯罪学家通常不愿提及其学科的创始人之一龙勃罗梭，因为他坚定地相信存在“天生的罪犯”，且能够通过头骨形状和其他身体特征予以辨别，正如人类学家更愿意忽略他们的学科之前与白种人或高加索人优越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还有，整整一代的政治思想专业的学生都在尽力无视20世纪20年代政治学领域中的一位翘楚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他是《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1922）和《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1927）的作者，后来加入了纳粹党，因此1945年以来与学术生活绝缘，尽管他仍在海德堡和其他地方有不少拥护者，但直到80年代，施密特才为更多人所知，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移位的不仅有物体和信息，还有人本身。考古学家习惯从垃圾堆里复原知识，但是历史学家仍然需要学习，套用托洛茨基的说法，从“历史的垃圾桶”里还原知识。为了从考古学转换到福柯字面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学”，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知识的废弃过程，即知识是怎么被转换成非知识或者假知识的。当新知识进入某个特定文化时，大学课程、百科全书、档案馆或者图书馆里是否有旧知识被替代了，这一过程可被称作“文化选择”。
以档案馆为例，1821年法国奥博区的一位长官决定“清除那些永远不会用到的废纸堆”，以“方便找到有用的文件”。还有，1921年统计学家基尼提出了著名的抽样方法，正是为了应对意大利政府丢弃人口统计中的大部分回收的数据。
图书馆和百科全书的
“去除新增”
图书馆和百科全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曾经的历史被废弃的良好例子。
18世纪，不是因为异端或者反动，仅仅是因为它们无用就毁掉书籍的理念开始流行。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就有这种“销毁书籍的狂想”，在他的《人类理解研究》（Inquiry into Human Understanding,1748）一书中，他说：“如果我们随意拿起一本书，无论是圣经抑或经院形而上学，我们能否扪心自问，它里面包含了任何有关质量或数量的抽象推理吗？没有。它里面包含了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实验推理吗？没有。把它扔进火里吧：除了诡辩和幻觉，里面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法国记者路易·梅西埃（Louis-Sébastien Mercier）在1771年发表的小说里描绘了2440年的启蒙社会，那里只保存了一些基本的图书，其他的都被摧毁了。
《图书馆战争：记忆之书》（2015）剧照。
大多数图书馆员并没有休谟或者梅西埃这么极端，但他们同样担心新作的洪流会使得为这些新增物品寻找空间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图书管理者选择“去除新增”（de-accession）的图书，这是现在扔掉图书的委婉说法。其他人则直接把它们视为无用的书本丢进地下室，或者“编外”储存到某个过渡场所或知识的边缘，让其不受关注，但还不算扔进了垃圾桶。研究多个世纪以来大型图书馆用这些方式弃置的图书或许能揭示变化中的优先排序，思想的寿命或许可以通过承载思想的书籍的“书架寿命”来研究。
类似的有对百科全书废弃知识的研究，这和图书馆的研究一样发人深省，并且要容易得多。随着知识的增加，百科全书变得越发庞大。同样，比较同一套百科全书连续出版的版本，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从18世纪晚期开始，编辑和编纂者就常常有意识地摒弃许多旧有的材料，从而令书的内容与时俱进。
编辑和编纂者自己就着重突出这方面的工作。亚伯拉罕·里斯（Abraham Rees）在为修订钱伯斯（Chambers）的《钱伯斯百科全书》所作的《提案》（1778）里就强调，他要“去除过时的科学，删减冗余的内容”。化学家托马斯·汤姆森（Thomas Thomson）在《不列颠百科全书》（1815—1824）的补编中解释说，十年间过时的东西太多，他不得不彻底重写关于化学的文章。
《图书馆员：所罗门王的宝藏》（The Librarian: Return to King Solomon's Mines，2006）剧照。
这种重写并不经常发生。一项对18、19世纪英国百科全书里发表的自然科学文章的研究，表明了里面还存在大量科学家认为错误的信息—例如“炼金术的残留”—直到第九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875）才作出了全面改版。
1875年以来，那些主要百科全书摒弃了越来越多的素材，比如《拉鲁斯百科全书》（Larousse）、《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温克勒–普林斯百科全书》（Winkler-Prins）、《不列颠百科全书》等。某些删减显然有实际操作的原因。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其背后的哲学理念或多或少是基于对进步的天真信念：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某种程度上至少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更偏爱第十一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而不是它的后续版本。
几个具体的案例或许能展现删减后具体的损失。1911年，查理一世国王占据了十三栏，君主查理五世则占了十一栏。但是在1974年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里，两条都缩减到了五栏。拉斐尔从十六栏减到五栏；西塞罗从十三栏减到四栏；歌德从十二栏减到六栏；路德从十四栏减到四栏；还有柏拉图从三十三栏减少到不满一栏—对基督教和古典文化兴趣衰减的生动证明。
甚至是在线百科全书都会删减材料，尽管它们不怎么受储存条件的约束—因此产生了建造“傲慢的维基”或者“被删除的百科”之类的建议，用来储存那些删减掉的条目，相当于数字世界里《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或者《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旧版本。
摒弃“范式”
思想，或者说“范式”，也会遭到摒弃，这里混杂了智力原因和社会原因。举个例子，化学领域里曾有一种亲火性的“燃素”，但是在18世纪后期，这个概念在拉瓦锡提出一个新的燃烧理论之后逐渐消失了。再有，20世纪5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主要的分析框架，但是它在70年代遭受了挑战，并逐渐衰落。
另外，对于文化史学家来说，忽视失败者的思想是—用一句老话—连水带婴儿一起泼掉。历史学家或许应该听从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建议，他的《知识垃圾概述》（Outline of Intellectual Rubbish）发表于1943年，他建议历史学家用一种更超脱的方法和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问题，而不是表现自己“荒谬的整体性分类和个人的愚蠢”，应描述、解释现象，而不是致力于证明新的东西使旧有知识贬值。
《马丁·伊登》（Martin Eden，2019）剧照。
专业杂志里的文章寿命越来越短，在自然科学领域尤甚，社会学或经济学次之，在历史或者文学批评领域里则不知怎的要长得多。古典文献也处在不断地编辑之中：去除，又增添信息。正如一位编辑近来评论的：“我不知道有哪一次编辑工作没有信息流失。”类似地，许多领域里不流行的或者说“冷门”的话题都有被丢弃或者边缘化的危险。它们是“贬值货币”—尽管有时一代之后又得重新估计。
真假知识、真伪科学的界限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如果学者想要把某种特定的学术实践排除出知识共同体，他们通常的依据是某本特定的书、方法或理论不是“真的”历史、哲学、科学等。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取消资格”（disqualification）的过程。甚至有人不无夸张地说，科学史“往往同时也是与非科学斗争的历史”。18世纪晚期专业医学出现在英国，其他的医疗方式则处于“医学边缘”的地位，甚至被逐出了这个领域，被污蔑为伪医学或者“江湖骗术”。在某种程度上，专业人士需要江湖骗子来更清晰地界定自己科学正统的地位。
纪录片《科学家的模样》（Picture a Scientist，2020）剧照。
什么是科学？（这个词于19世纪40年代出现在英语里，紧接着是“科学家”一词）什么是伪科学？这不仅和时间有关，也与争论所在的地点和领域密切相关。这种“界定工作”不仅是理论上的，即知识分类大计划中的部分，而且“界限也是在日常的反复实践中形成的”，比如大学课程中特定问题的去留，或者学术期刊中某篇论文的取舍。整个“领域”（那些追随者这么称呼）也有被划作伪科学的可能，例如占星学和山达基教科学派。其中有些在特定时期是科学，另外的时候却是不科学的。
纪录片《本草中国》（2016）画面。
中医，包括针灸疗法等，受到17、18世纪欧洲医生的相当程度的重视。不过当西方医学成为科学时，其他医学就受到了排斥。欧洲对针灸的兴趣先是“减退”，随后就“湮灭”了，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才重新开始关注这种技艺。还有，移民心理学（Völker psychologie）、全球各个不同民族的综合心理学，曾是19世纪后期德国以及一些其他地方的热点话题，不过如同“民俗学”一样，它也在20世纪衰落了，最终由文化人类学取而代之。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知识社会史》一书。
原文作者/[英]彼得·伯克
摘编/罗东
编辑/西西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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