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这本书出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比较文学系副教授肖铁。全书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理论翻译和视觉文化的分析，清楚地展现出“群众”的崛起，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标志。
正如书作者在全书导论中所谈到的，在中国古代的儒学意识形态之中，民众“既被奉为天命最终的晴雨表和权威合法性的根基，又被形容成需要皇恩眷顾的无助对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从舶来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意识到将民众塑造为群众的价值，但是也同时接触到“激进的群众”的可怕性。这就强化了启蒙开智的重要性，也就是将群众引导到了服务民族救亡和公共利益，具有合群性，摆脱“一团散沙”。
与之同时，也有不在少数的知识分子对于群众运动的影响力和危险也提出看法，几乎不加区分地援引了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这类知识分子有一些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也有不少人因此服膺于南京政府的意识形态，希望将群众发展为当时的党国体制的螺丝钉。如书作者指出的那样，勒庞理论使得一些反对民主政治、集体动员的人，因此强调不可让民众享有民主权利。
《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这本书检视了群众概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引入和流变。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强调“去个体化”所造成的群体心理和行为异化，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在列强尤其是日本侵略加深的情况下，用“乌合之众”来形容抗争侵略、反击买办的群众，本身就是一种妖魔化的术语路径。
事实上，国民党早期理论家胡汉民就撰写长文驳斥过勒庞的理论，强调勒庞对于群众的描述“总会用几分独断的、夸张的说明”。胡汉民推崇丹麦学者阿瑟·克里斯坦森《政治与群众道德》中的观点，也就是个体与群众会起到相互作用。胡汉民坚持革命政党在自发群众向政治集体转变中的重要性。
对于胡汉民的说法，瞿秋白则提出反对意见。在他看来，群众应当被排除在健康的社会改造以外，而领导社会变革的人显然只能是一小部分先驱。
中国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家鲁迅，毕生致力于书写和思考的主题，就是群众“暴露、宣泄出的残忍暴虐”。比如《示众》就展现了群众对于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冷漠，流于庸众。
群众理论以及相关联的群体心理学，在民国时期都颇为流行。还有知识分子引入美国政治理论家、社会心理学家埃弗里特·马尔丁的观点，将群众心理与神经病连在一起。
国民党官员试图寻求加以群众的方法，如书中所列举的那样，甚至还提出号召群众、灌输主义最好的时间在半夜，因为这是“群众充满着平旦之气的时间”，“半夜三更，斜月窥窗，万籁俱寂，一枕梦醒的当儿，把富有刺激性的口号，简单明了的主张，乘机喊出，如呼如号，如泣如诉，一声声送入群众枕边，刺上群众心头……”
如书中提及的那样，国民党官员如此痴迷于通过政治心理学来捕捉控制群众的方法，在理论上是非常成熟的，在实践中也铺设到国民党的军事学校和干部训练团的课程体系之中。除此之外，国民党官员还专门研究士气心理、人格心理、训练心理、宣传心理、谣言心理、心理作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群众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战术发展到极致，却丝毫不能帮助国民党挽回败局。
《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书中也谈及了朱谦之的革命哲学。朱谦之不同于其他很多知识分子诋毁、仇视群众的非理性因素，而是强调冲动的情绪就是革命的动力。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润之则相当程度上为群众正名，相信真正的革命知识和创造力都来自于群众，并再三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革命工作的基本方针。按照毛润之的阐释，革命政党要自上而下地引导群众，但不能高高在上，而是主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因为这种融入，才是保持革命政党先进性的基本体现。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开始提出个人主义思潮对于革命事业、启蒙开智具有重大危害，一些作家也是从那时开始就致力于以群众为主体来撰写作品。这种探索和尝试也不免产生了倒向另一极的变化，也就是对私人欲望以及情感不同程度的压抑和转移，使得革命知识分子融入群众、群众运动的一面，与个人情绪、欲望、情感的另一面，并不总是相合的。
所评图书：
书名：《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
作者、译者：肖铁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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