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近年来，“历史非虚构写作”成为热点话题，并在学界引发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历史本来就是非虚构的，“历史非虚构写作”概念不仅不成立，反而容易成为炒作的噱头。部分学者则认为，为了提高历史学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力，加强历史非虚构写作是应该的。实际上，“历史非虚构写作”作品的大量涌现以及“粉丝”、受众的不断增加，其背后反映的正是知识生产的市场与消费间的供需关系。
早在中国古代，史学著述便已呈现两条发展路径。一条路径为精英化史学，史学工作者以“以史为鉴”“经世致用”为目标，政治与学术紧密结合，强调“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历代正史、《资治通鉴》、“十通”等官、私修史籍，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
另一条路径为普及化史学，即面向大众市场的普及化与通俗化读物。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出现面向大众市场的志怪小说，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唐代则出现历史类传奇，如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至宋代，又出现讲史类话本演义历史故事，如《大宋宣和遗事》与“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宋代话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面向大众市场的知识生产与消费进入新阶段。宋代以后，元明清时人又对前人历史撰述进行节选、摘录、重编，由此产生节选本（王思义《宋史纂要》、张九韶《元史节要》）、史钞类（茅坤《史记钞》、凌迪知《两汉隽言》等）、蒙学类（程登吉《幼学琼林》、吴乘权《纲鉴易知录》等）、通俗类（《五代史平话》《三国演义》）等读物。
20世纪以来，伴随着“新史学”的出现，历史学科学术独立并逐渐社会科学化。受西方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影响，历史学从思辨转向分析，“科学方法”“客观主义”等观念一时成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则，史学研究逐渐偏重数据、科学。虽然历史的学科化与科学化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但其复杂的理论与晦涩的术语却在大众面前竖立起一面无形的高墙，从而失去了对大众的教育与借鉴作用。
重拾历史学叙事传统
“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兴起正是基于知识生产的市场与消费间的供给关系失衡的产物。一方面，大众需要的历史知识是长时段的，能够带来历史经验与教训，并启迪未来。而在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看来，如马克·布洛赫所言：“遵从历史经验教训，实际上是对历史学本身最根本的否定。因为历史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关于变迁的科学；两起事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它们的先决条件绝不可能恰巧完全相同。”二者的矛盾注定在大众眼中，历史学专业研究著述不但枯燥乏味、晦涩聱牙，而且与现实社会热点议题脱节。
与之相对的是，历史剧以及许多文学作品缺乏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没有真正去考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只是在娱乐层面上对历史展开演绎，导致公众被娱乐所误导，将历史剧中的演义与歪曲当作真的历史。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电视剧、虚构的文学作品同样亦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历史知识、历史经验的诉求。
另一方面，知识生产市场同样需要叙事传统的回归。中国史学素有叙事与考据的双重传统。自《左传》发展出过程性史学书写后，中国历代史书无不以磅礴、精巧的叙述为目标。鲁迅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因其既可作为史学经典研读，又可作为文学经典欣赏。
西方史学同样强调叙事，早在6世纪后半叶，希腊世界的故事收集家便创造了希腊世界的“历史叙述话语”，强调历史话语必须以真实为根本原则，《希腊波斯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著作，便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的叙述体（纪事体）史书。叙事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方法，也是史学话语的根本属性。然而，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史学与文学不断分野，叙事逐渐淡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书写方式，直至完全消失。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史学界有所谓叙事的转向，叙事不仅被视作技艺，也被提至历史哲学的高度。在知识生产市场新潮流的感召下，时代需要史学工作者重拾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历史研究要走向大众
“历史非虚构写作”既是历史传统，又是时代需要，历史研究最终要走向普通受众，成为大众记忆的一部分，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把研究成果以相对通俗的方式，准确地传递给社会。那么史学工作者应如何满足知识生产的市场与消费需求，以提高历史学在大众层面的影响。
首先，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修养不能丢。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非虚构写作”是修史，而非创作文学小说。中国传统史家的“实录”与“信史”原则，以及史家在著史时具备一种公正之心，不受个人情感和时风势利等主、客观条件影响的“素心”等原则不能丢。应在系统、完整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考证源流，辨析分歧，吸收前沿学术成果，传递准确的历史知识。
其次，史学工作者的基本技艺不能丢。正如班彪称赞司马迁所言：“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善述序事理”包括三方面特点：一是善辩而不浮华，二是质朴而不粗鄙，三是内容、形式相称，强调内容翔实可靠、没有粉饰或掩饰之词。海登·怀特同样指出，历史学没有专门的技术性术语，它以“日常有教养的语言为工具”。因而在进行历史叙事时，应用真实、质朴、简洁、含蓄的文字表述与环环相扣的谋篇布局提升作品的可读性。
再次，史学工作者的人文关怀与问题意识不能丢。中国传统史学注重道德，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史学在范式上要向传统回归，但却对今人反思现代专业史学的“麻木不仁”极具价值。在进行“历史非虚构写作”时，史学工作者可以夹叙夹议，将论断融于史料之中，借助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道德史学赋予历史现实意义。史学工作者还应强调问题意识，注重新材料的发现与解读，加之“历史非虚构写作”体裁不似专业的历史学论文需要详细、扎实的考察与论证，反而更加有利于新观点的提出，启迪读者，推动学术发展。
最后，引用爱德华·卡尔的一句话：“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是对历史学公共性最好的诠释。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历史学专业研究的职责就是推进历史学学科的发展，历史非虚构写作则是“让历史写作更好地走向公众”。历史学专业研究强调“科学的方法”，即“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历史非虚构写作相较于历史学专业研究可以“多走半步”，在史料的基础上揣摩当事人心理、还原当事人言语行为。当然，作为史学工作者，基本的历史史实是一切发挥的前提和底线，做学问的基本态度不能丢。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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